《我的爱因斯坦》

□ 虎头

　　１９２２年１０月一个深夜，北欧斯德哥尔摩，秋寒刺骨。在温暖明亮的市政厅，瑞典皇家科学院院长郑重宣布，一个犹太人获得１９２１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世界无论评什么奖，获奖者都自有难与外人道的心路历程。想赢得“众望所归”，难于上青天。反正诺贝尔奖在“众望所归”方面肯定远非众望所归。不信者可参见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

　　这一年却是个例外。

　　盖此人确乎众望所归。

　　此人，乃阿尔伯特·爱因斯坦（Ａｌｂｅｒｔ Ｅｉｎｓｔｅｉｎ １８７９—１９５５）。

　　从１９０５年开始，全世界反复提名爱因斯坦为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但评审团资深成员、１９１１年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加尔斯特兰德却一口咬定相对论未经过时间的验证，年年一票否决。被誉为“彻底改变了人类时空观”的相对论居然因一个医生说它“未经过时间的验证”而不能获奖，令整个评审团哭笑不得。

　　１９２１年，科学院年轻成员奥森轻而易举打破僵局：他提名爱因斯坦的光电效应理论。光电效应理论与相对论，属于芝麻与西瓜的关系，可评审团明知此乃“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却依然强烈支持芝麻：重要的已经不是爱因斯坦为什么获奖，而是他必须获奖！加尔斯特兰德未料到奥森剑走偏锋，变起腋肘之间无从反对，只好勉强同意。

　　奥森登高一呼，天下景从，并非他德能服众，实乃爱因斯坦众望所归。

　　不过，依我望所归，奥森本人却应当因为这个提议获得诺贝尔机智奖。

　　爱因斯坦获诺贝尔奖，根本谈不上诺贝尔给他面子。

　　实际上是他给诺贝尔面子。

　　这并非我的意见。这是世界物理学界和科学史学界的意见。这些难得佩服别人的大腕儿认为，爱因斯坦至少应当获五次诺贝尔奖：光电效应、狭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激光理论，个个都是大号诺奖级别。他还至少应当获得一次诺贝尔和平奖。

　　事实上，由诺贝尔评审委员会来评审他能否获奖，这本身就多少有点可笑。

　　皇家科学院院长话音还未落地，所有记者已经冲出房门开始疯狂寻找：

　　爱因斯坦在哪里？哪里？

　　谁能第一个找到他做专访，谁第二天就能在新闻界成名成腕儿。

　　史书记载，爱因斯坦未给任何一个欧洲记者这个机会。

　　他根本不在欧洲。１２月１０日颁奖典礼上，也是德国驻瑞典大使代他领的奖。

　　爱因斯坦于１９２２年８月８日携第二任太太罗爱莎绕游亚欧，这天正在驶往上海的海上。他于１１月１３日从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那里得知自己获奖。

　　上海贵为中国开风气之先的第一商埠，可上海记者当时却完全没有意识到爱因斯坦获奖的意义，虽然他们对爱因斯坦的发言评价颇高：“他说起话来声音温柔，根本没有经常能够在德语中听到的刺耳的音调。”（《民国日报》１９２２年１１月１５日第１０版。）

　　爱因斯坦对上海的评价，就深刻得多了：“中国人的勤劳是他们外表上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他们对生活和儿童福利要求十分低微。他们比印度人乐观，也更天真。但他们大多数负担沉重，男人女人天天敲石子，日工资五分钱。看上去，他们鲁钝得不理解他们的命运之可怕……这个城市鲜明地体现了欧洲人与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差别，这差别让人十分理解近年来的革命事件（即五四运动——作者注）。在上海，欧洲人形成一个统治阶级，而中国人则是他们的奴仆。这个受折磨的、鲁钝的、不开化的民族与他们国家伟大文明的过去好像毫无关系。他们是淳朴的劳动者……呻吟着，并且是顽强的民族……这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遭受着残酷的虐待，所受的待遇真是牛马不如。”（摘自爱因斯坦女婿Ｒ．凯塞（Ｋａｙｓｅｒ）以笔名Ａ．赖塞（Ｒｅｉｓｅｒ）所写的《爱因斯坦传》。）

　　让所有那些鼓吹“殖民促进社会文明”的“精英”都来！让这些孙子都来！让他们看看这样的文字！

　　虽然诺贝尔奖获得者个个都是本领域翘楚，但世界人民通常对他们都所知甚少。他们通常都在获奖之后才终于一夜成名天下知。

　　爱因斯坦是个例外。他在获奖之前很久就已经一夜成名天下知了。

　　他的那一夜，不在１９２２年的斯德哥尔摩，而在三年前的伦敦。

　　爱因斯坦的远见卓识领先于他的时代如此之远，以至于连他的拥护者也很难用当时的技术来验证相对论的真伪。事实上，直到２１世纪，全世界的顶尖科学家们还在孜孜不倦地求证（或试图证伪）他的理论。

　　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一个英国人证明了相对论。

　　该英国人是剑桥大学天文台长爱丁顿。后来广义相对论发表时，《纽约时报》宣布“全世界只有１２个人懂广义相对论”，意思是该东东曲高和寡。爱因斯坦对此的回应是：世界上可能只有１２个人懂相对论，但世界上却有几十亿人借此明白了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绝对的。过了几天，《纽约时报》记者告知爱丁顿一个更加极端的论断：“地球上只有三个半人理解相对论。”爱丁顿立刻低下了天文台长硕大的头。记者赶紧安慰说：“您不必如此谦虚。我们都知道您肯定是其中之一。”哪知爱兄却立即抬头反驳说：“对不起，我不是谦虚。刚才我是在想另外那半个人到底是谁？”

　　就是这个爱丁顿，在１９１９年５月２９日率领观测队携大批器材赶到西非几内亚的普林西比岛（Ｐｒｉｎｃｉｐｅ），趁日食时拍摄了一批照片（为保客观，当时还有另一个观测队去了巴西的索布拉尔（Ｓｏｂｒａｌ）村同步拍摄），并将其中的１６张送到英国皇家学会。

　　在两张重叠的底片上，可以清晰地看到，当一条笔直的星光越过日食的太阳边缘时，它竟然真如爱因斯坦预言的那样发生了弯曲！

　　出生比牛顿晚４５年的英国诗人蒲柏曾赋诗赞扬牛顿说：“自然界和自然规律都隐藏在黑暗之中，上帝说，让牛顿出生吧！于是一切都是光明！”

　　日食时白天变黑，而这一天无疑是牛顿力学的黑暗日。因此有人狗尾续蒲柏曰：“魔鬼说：‘爱因斯坦，降生吧！’于是世界重又坠入黑暗。”

　　９月２２日，爱因斯坦好友、荷兰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洛伦兹拍电报传达喜讯。五天之后，爱因斯坦给他妈寄了张明信片：“今天有个好消息。洛伦兹拍了电报给我，他说英国的科学探险队证明太阳确实造成了光线的弯曲。”

　　改变人类宇宙观、创造人类历史的伟大科学事件，只值这几个平淡无奇的字！

　　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６日，爱丁顿在伦敦向英国皇家学会和皇家天文学会联席会议宣布爱因斯坦关于太阳引力场可致光线弯曲的预言正确。

　　台下全体科学家呆若木鸡，如丧考妣。

　　没有人比他们更明白，爱因斯坦对了，牛顿就错了。牛顿错了，他们几十年的科学生命就血本无归。第二天，《泰晤士报》头版头条是《光线确实弯曲，牛顿神话破灭》。大西洋彼岸的《纽约时报》更有意思，它的头条是“俄国爆发革命”，但接下来却以更大的标题写道：“爱因斯坦的胜利”，副题是：“恒星出现在它们不应出现的位置，不过据说暂时不必担心”。该报称美国公众已开始怀疑九九乘法表，而学生们则拒绝做几何题。在巴黎，相对论成为社交美女口中的最爱，讨论歌剧和音乐会已经老土。而在柏林，所有的啤酒馆里传颂着同一个名字：爱因斯坦。是的，一战战败的德国，还没有谁受到战胜国如此高度的集体追捧。

　　在１９０５年发表那惊世骇俗的五篇论文之后的１４年，成名的那一夜终于降临。年仅４０岁的爱因斯坦一夜之间名满全球，成为物理学的新教皇，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纵横世界的科学英雄。

　　爱因斯坦当然希望赢得世界承认，否则他也不会在伯尔尼组织那个总共只有三个成员的业余“奥林匹亚科学院”。不过，当荣誉排山倒海而来时，他的心理却非常矛盾。１９３０年他说：“命运的讽刺在于，人们给了我超乎寻常的赞叹和荣誉，其实我既非大恶，亦非大贤。”

　　很多人生导师奉此为爱因斯坦的伟大谦虚，欣然拿来作为普度众生的教材。

　　这是爱因斯坦最大的悲剧。他堪称人类历史被误解之王。

　　什么是误解？就是我本来说的是一，你却以为我说的是二，而且从此坚持我说的是二，哪怕我本人再三告诉你，我说的是一。

　　根据我的研究，爱因斯坦虽然伟大，但从来没有谦虚过。他几乎每一句说的都是实话。他确实“既非大恶，亦非大贤”。

　　可是他成名太早，所以他不得不一生都忙于向世人有一说一。令他痛苦的是，他说了一生，全世界的人还是认为他说的是二。

　　爱因斯坦出生在南德迷你小镇乌尔姆。该巴掌小镇口气巨大，城训为“乌尔姆人个个都是数学家”。在这个自诩平均智商全德第一的城市，爱因斯坦生来就是个异数。１８７９年３月１４日他出世时后脑勺大得出奇，外带一个犄角把儿，导致喜欢当众朗诵席勒诗篇的唯美妈妈以为自己生了个畸形儿，几乎当场落下产后风。出院那天，回家伊始即荣获姥姥当面表扬曰：“太肥了！实在是太肥了！”

　　不仅出生时缺少红光扑怀，异香盈室，爱因斯坦的成长亦属于典型的智力发展迟缓：都快三岁了，还不会说话。正值全家束手无策之际，某天有个小姑娘骑儿童自行车随父母来访。待客的咖啡还没烧热，从未学舌过一个字儿的爱因斯坦突然在一旁开牙，毫无前兆地秀出特殊疑问句曰：“是的，可是，她的小轮子在哪儿呢？”当场全家惊翻。此为“一语惊人”寓言之德国版。

　　而爱因斯坦从此还就会说话了！

　　爱因斯坦总共在乌尔姆呆了１５个月。至今也无证据表明他此后探访过自己的出生地。乌尔姆市长曾给他写信，通知已将他故居门前的胡同命名为爱因斯坦大街。爱因斯坦致信答谢说：“我知道有条街以我命名了。令我稍感安慰的是，我本人不用为这条街上出了什么事儿负责。”

　　对于自己普通甚至平庸的出生和成长，中年爱因斯坦在给朋友的信中是这样解释的：“为什么是我，而不是其他人发现了相对论？我想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是个智力迟钝的小孩。普通人对时间和空间的认识大都完成于童年，而我发育较迟，到了成年才开始考虑时间与空间的问题。成年人思考小孩儿的问题，当然要更深一些，更成熟一些。”

　　他这些话后来被当做天才睿智、伟大幽默而广为传颂。

　　这是我们误解爱因斯坦的滥觞。

　　青年爱因斯坦，与婴幼年爱因斯坦同样平庸。

　　他离开乌尔姆后辗转慕尼黑和米兰，最后移居瑞士，并于１７岁放弃德国国籍，进入瑞士阿劳中学。严谨的瑞士老师十分看不上这个整天两眼发直的迷糊学生，最后有个老师公然违反师德，当面称爱因斯坦为“您这个永无出息的货！”

　　令我感兴趣的不是人们对伟人的态度。人们对伟人通常顶礼膜拜——尤其是膜了之后还有点油水可捞时。

　　我感兴趣的是伟人们“伟”起来之前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

　　换了中学的爱因斯坦没啥起色，连大学都考了两次，才勉强进入苏黎士联邦理工高校（Ｅｉｄｇｅｎｏｅｓｓｉｓｃｈｅ Ｔｅｃｈｎｉｓｃｈｅ Ｈｏｃｈｓｃｈｕｌｅ?熏简称ＥＴＨ）。他的人生目标是拿到数学物理师范硕士，然后混个教授铁饭碗。那时他根本想不到，有一天瑞典皇后要请他吃饭，都要排三个月的队。

　　大学生爱因斯坦仍极不招老师待见。老师中有德国数学家闵可夫斯基，该教授以讨厌爱因斯坦名震全校。有一次他看见爱因斯坦蓬头垢面地从实验室里钻出来，就以日耳曼人的坦率说：“也许你是个聪明人，但你绝对不适合搞物理。为什么你不尝试一下其他工作，比如说医学或者法律呢？”

　　几年之后，闵可夫斯基成为全世界最热心为相对论摇旗呐喊的数学家，并因此而在数学江湖扬名立万。一次，某好事记者在记者会上当面踩他的鸡眼说，该爱因斯坦可是早就被他断言为“绝对不适合搞物理”的哦。闵同志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说：“他太懒了。至少那时太懒。”

　　几年后，闵可夫斯基重病去世，弥留之际曾慨叹：“在相对论刚出现的时候就死去，真是遗憾呀！”

　　１９０１年２月，在当了五年无国籍游民之后，爱因斯坦宣誓加入瑞士国籍。然而，变成瑞士人并未让他摆脱平庸——１９０２年初，他的博士论文被ＥＴＨ导师批得体无完肤，并惨遭退货！要知道，那时欧洲大学还是精英教育，学生水平都相当高，博士论文被拒绝的，并不常见。

　　爱因斯坦离他的人生梦想——大学教授，从未像１９０２年时这么远。

　　无文凭就没工作，爱因斯坦只好四处打短工糊口。直到６月２３日，在老同学、数学家格罗斯曼的大力说项之下，伯尔尼专利局局长海勒才收留了爱因斯坦。现在看来，海勒的投资直觉超过索罗斯，这个芸芸官吏因为给了爱因斯坦个饭碗而名垂世界物理学史，但在当时，却确确实实是他救了爱因斯坦。在海勒关照下，爱因斯坦被伯尔尼专利局试聘为三等技术专家。收入虽然不高，爱因斯坦已经极为满足，他的名言“对人来说，关键不在于吃什么，而在于想什么”即出自这个时期。

　　有了铁饭碗，爱因斯坦才有闲暇坐下来写些与本职工作毫无关系的物理学文章。随着在专利局转正，他于１９０５年在德国哈勒（Ｈａｌｌｅ）出版的《物理学年鉴》（Ａｎｎａｌｅｎ ｄｅｒ Ｐｈｙｓｉｋ）上连续发表了五篇论文。

　　头一篇论文“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启发性观点”提出了光电效应理论，奥森就是提名这个理论让爱因斯坦获得诺贝尔奖。第二篇论文“分子大小的新测定”只有１７页，是爱因斯坦提交给苏黎士大学（不是有眼无珠的ＥＴＨ）的博士论文。苏黎士大学再次退货，不是因为质量问题，而是因为“太短了！”爱因斯坦只在论文尾巴上加了一句话，论文就被接受了，并最终凭此论文获苏黎士大学博士学位。之后，他立即被海勒提拔为二等技术专家，涨了工资。

　　第三篇文章“关于热的分子运动论所要求的静止液体中悬浮小粒子的运动”使爱因斯坦成为统计物理学的奠基人，被公认是第二篇“对世界产生革命性影响”的论文。第四篇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将经典力学的相对性原理引入物理学。这是一篇真正惊世骇俗的雄文，因为它提出了狭义相对论。

　　爱因斯坦晚年与青年学生座谈时曾提出相对论定义科普版：“如果你和一个美女一起坐了两小时，你会认为仅仅是一分钟；如果你在通红的火炉上坐了一分钟，你会认为已经过了两小时。这就是相对论。”

　　这被普遍视为爱因斯坦的伟大幽默。

　　其实这根本不是幽默。爱因斯坦是想用大家都能听懂的语言解释相对论。可这个蹩脚教授的蹩脚科普最后都被理解为伟大的幽默。

　　这才是爱因斯坦一生遭遇的最大的幽默。

　　爱因斯坦在这篇论文里提出了著名的尺缩效应、钟缓效应和质增效应。尺缩效应说，如果有把尺子放在你面前，当它高速运动时，你会发现尺子缩短了。钟缓效应指高速飞行中的时钟，其时间相对于地面的时钟会变慢。更加不可思议的是质增效应，此处按下不表。

　　甚至在二十一世纪，我们陡一听见这些说法时，还会认为不合情理，因为它们实在有违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具体的证明很复杂，此处略去。

　　作为“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续篇、１９０５年１１月２１日发表的第五篇短论文“物体的惯性是否决定其内能？”，证明质量和能量可以互换。这篇论文的伟业是那个永垂不朽的公式：Ｅ＝ＭＣ２。

　　因了这五篇论文，历史学家从此将１９０５年称作“ａｎｎｕｓ ｍｉｒａｂｉｌｉｓ”——奇迹年。这本来是称呼牛顿的１６６６年的，现在变成了１９０５年的专用名词。

　　谁能解释这个平庸了２６年的犹太青年为什么突然就有了这些人类历史上的超级科学革命成果？

　　后来的哈维医生没能解释。二十一世纪的科学也无法解释。

　　我们只好把它归结为天才。

　　天才虽然已经完成了物理学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但对物理学界来说，连个教授都不是的爱因斯坦根本就是个物理学青年，而且是游离于专业圈子之外的业余物青。我们咸以为科学都是“以事实为依据，以真理为准绳”的，但实际上科学界经常“以门派为依据，以资历为准绳”。爱物青提出的相对论，出生伊始就广遭物理学家强烈质疑，其中包括英国皇家学会主席汤姆生勋爵和凭“以太”实验而名动天下的迈克耳孙教授（该木头脑壳直到１９３２年还在奋力寻找早已证明并不存在的“以太”）。这些位高权重的科学大腕儿团结起来口诛笔伐，必欲置相对论于死地而后快，可以想见爱物青的研究环境多么艰难。祸不单行，爱物青的第二个儿子爱德华此时出生，家庭负担骤然加重。大腕儿们不无幸灾乐祸地看到，这个宣称钟表会变慢的离经叛道者，在现实生活中经常为家里没有钟表而苦恼。

　　内外交困之下，１９０９年１０月，３０岁的爱因斯坦突露峥嵘：他决然辞去好不容易熬来的二等技术专家职位，道别唾手可得的丰厚退休金，出离按部就班的生活，前往苏黎士大学就任非教席教授——只拿课时费、在学校事务中无任何发言权的教授，等于临时工，其地位连现在的讲师都不如。因此，他的辞职令专利局领导大发雷霆：“吃什么豆腐！”——人家根本认为他在拿领导开玩笑。

　　看历史时，这几行字很容易从眼皮底下溜过去。只有当我们自己在生活中面临同样抉择时，才知道爱物青需要多大的勇气和决断。

　　当教授是爱因斯坦一生的梦想。他不仅为此辞职，还于１９１１年远赴布拉格，终于在这个美丽城市的德意志大学里混上了有职有权的教席教授。

　　非常幽默的是，当教授是爱因斯坦一生最大的失败。而且终其一生，几乎没有什么失败让爱因斯坦如此耿耿于怀。倒不是学生们听不懂相对论（当然他们也经常听不懂），而是因为爱因斯坦这个物理奇才的风格非常不适合教学。他的板书之烂，估计放在２００５年中国的非重点大学都会直接被教务处严重警告。他思想的跳跃性像所有天才一样奇大，往往从东山琉璃直接说到西山猴子，有时在黑板上写下一个公式即沉默半个小时一语不发，有时又抓住某个问题大发感慨，旁枝逸出，离题万里，同时空棺材出殡——木（目）中无人，完全把神圣的教育战线当成他天才思想的跑马场，不仅严重影响课程进度，导致学生无法顺利拿到学分，而且跟不上他思想的学生也觉课程味同嚼蜡。是以，上课的学生总是越来越少，不久就门可罗雀。

　　爱因斯坦的授课风格直到他退休也没改进，教学效果从未改善。几十年之后，杨振宁有幸在普林斯顿听过他的课。他老人家后来在北京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根本没怎么听懂，算是保持了科学家对事实的基本尊重。不过，爱因斯坦后来却勇夺“名誉教授”称号获得世界冠军。虽然所有的世界名校都知道爱因斯坦的课上得巨烂，可他们却都如大旱之望云霓一般巴巴儿地上赶着授予他“名誉教授”。

　　因此，当教授，课不一定上得好。此为普世真理。

　　１９１２年中，奥匈帝国皇帝约瑟夫一世亲批爱因斯坦辞去德意志大学教职，因为，认定他不够博士标准的苏黎士ＥＴＨ突然发现了他的科学才能，以优厚条件延聘他为理论物理学讲席教授。１９１２年７月２５日，爱因斯坦返抵苏黎士，终于能够随时与格罗斯曼探讨广义相对论。

　　ＥＴＨ突然给爱因斯坦发聘书，并非偶然。“奇迹年”之后七年，爱物青的才华终于在江湖上出人头地。不过，ＥＴＨ招聘爱因斯坦，还是个囤积居奇的意思，所以他们只给了一个区区教席教授。与普林斯顿相比，ＥＴＨ显然小了格局。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德国科学领袖普朗克１９１３年亲赴苏黎士专邀爱因斯坦去柏林，开出的条件是：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柏林大学终身教席教授，年薪１２００马克，并出任筹建中的威廉皇帝物理研究院院长。

　　普朗克这趟出行显然算过八字。１９１２年，刚当上教授的有妇之夫爱因斯坦，爱上了拖着两个女儿的离婚表姐罗爱莎（Ｅｌｓａ Ｌｏｅｗｅｎｔｈａｌ）。

　　罗爱莎住在柏林。

　　我们从伟人传记中知道，红颜知己常常是天才远走天涯的理由。一生对红颜无情寡信的爱因斯坦，独向罗爱莎低头。１９１３年１１月１２日，威廉二世亲自批准爱因斯坦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１２月７日，爱因斯坦正式宣布接受普朗克邀请，于１９１４年４月初前往柏林，并且一住就是１９年（１９１４—１９３３）。柏林因他而一跃成为世界物理学研究重镇，连美国人都说：“全世界１２个懂相对论的人有８个住在柏林。”

　　但是，从家庭生活来看，爱因斯坦的柏林１９年不仅平庸，简直可称失败。

　　德国作家尼菲在新近出版的《爱因斯坦传》中说，爱因斯坦对女人“最大的奖赏”就是“收用”她们为情人，但是，女人一旦被他收用，便立刻贬值万丈，成为他发号施令的对象、不屑一顾的累赘。他的首任太太是塞尔维亚数学家马蜜娃（Ｍｉｌｅｖａ Ｍａｒｉｃ １８７５—１９４８），那可是全欧洲高校第一个数学女生。当时爱因斯坦被爱情冲昏了头，虽遭全家坚决反对，但搞到专利局的饭碗后，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娶了她。二十一世纪有刻薄的人在网上说，世界上有三种人：男人、女人和女博士。马蜜娃虽然并非博士，但没几年就被爱因斯坦称为“我的十字架”。１９１３年他写信给罗爱莎说：“我对待妻子就像对待一个不能解雇的雇员。我有自己的卧室，避免和她单独呆在一起。对于这种方式的‘同居’，我颇能忍受。”

　　那时罗爱莎还是情人，所以她经常能收到爱因斯坦这样的文字：“如果允许我在您身旁散步，即使只有几次，我也会感到幸福，或者只要我能靠近您，我也会感到欢乐。我很痛苦，因为不允许我真正地爱。爱一个女人而我对她只能看看。我甚至比您更痛苦，因为您的痛苦只在于无法拥有。”

　　一次夫妻吵架后，爱因斯坦愤而出走。在马蜜娃请他回家时，爱因斯坦在一张满是图示和计算公式的纸上给她罗列了一系列苛刻条件：

　　你要负责：

　　１）将我的衣服整齐地放好；

　　２）一日三餐送到房间；

　　３）我的卧室和书房收拾整齐，尤其注意，我的书桌只让我一个人使用；

　　…………

　　你别指望从我这里得到温情，也别指望我指责你……

　　当马蜜娃屈服之后，爱因斯坦在第二封信中又写道：

　　因为我不想失去孩子，并且也不想他们失去我，确切地说，也只是因为这些原因，我准备搬回去住。毕竟在发生了这一切之后，和你仍旧保持一种志同道合式的关系是做不到的。它将是合乎绅士规范的商务关系（ｌｏｙａｌｅｓ ｇｅｓｃｈａｅｆｔｌｉｃｈｅｓ Ｖｅｒｈａｅｌｔｎｉｓ），所有私人事务都应减少到最低限度……我可以向你保证我这一方会正当行事，学会像对待任何一个陌生的女人那样对待你。

　　大部分《爱因斯坦传》“非常震惊于这些‘苛刻条件’和‘冷酷无情的话’”。

　　这有什么好“震惊”的？这不是典型夫妻打架的气话吗？未必我们自己跟老婆打架时没说过同样甚至更过分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震惊”？

　　所有这些“震惊”，都是因为大家“觉得爱因斯坦是个圣人”。

　　其实他不是。而且他说了一辈子自己不是。可惜我们不招耳朵听。

　　１９１７年初，爱因斯坦在柏林肝病胃病齐发，差点了账，多亏罗爱莎殷勤看顾才从鬼门关中爬回。病好之后，罗爱莎升格为“不能解雇的雇员”。

　　可以入选“警世通言”的是，罗爱莎刚转正，待遇立马一落千丈。论到对待爱人，爱因斯坦比席勒可差远了。他连丁点儿感恩之心都没有。嫁给爱因斯坦之后，单是为教他习惯使用牙刷、梳子和肥皂，罗爱莎就奋斗了整整一生，而其收获是爱因斯坦的火冒三丈。在柏林，有一次爱因斯坦给罗爱莎写了个纸条：“如果我让你如此倒胃口的话，那就去找个合你胃口的男朋友吧！”落款是：“你的邋遢鬼阿尔伯特”。

　　不过，纵观爱因斯坦的所有女人，罗爱莎肯定最适合做爱因斯坦太太。卓别林曾这样描述：“她是个身宽体胖的女人，生气勃勃，非常乐于做身边这个伟人的妻子，并且丝毫不隐藏这一事实。”

　　罗爱莎陪爱因斯坦从柏林浪迹世界，直到普林斯顿。她比马蜜娃高明的是：她从头到尾给了爱因斯坦无限的“婚姻自由”——这“婚姻”和“自由”要分开来读，即“他们俩婚姻之中爱因斯坦拈花惹草的自由”。这自由甚至开始于他们结婚之前。在他俩结婚前一周，爱因斯坦还在为到底是娶罗爱莎还是娶她的长女伊尔莎而伤脑筋。当时罗爱莎不仅知道爱因斯坦的为难，她甚至还主动让爱因斯坦任意在自己和女儿之间选择。

　　婚姻自由的另一个例子是，婚后爱因斯坦爱上了一个朋友的侄女、已婚少妇倪贝弟（Ｂｅｔｔｙ Ｎｅｕｍａｎｎ）。罗爱莎发现之后特批爱因斯坦每周去见她两次，“省得他总是偷偷摸摸的”。这段罗曼史的结局与绝大多数婚外恋一样：一旦情人获得自由，她就失去了吸引力。１９２４年倪贝弟离婚，爱因斯坦赶紧给她写了一封信，语气跟所有相同处境的情夫一样：“如果我不是身陷泥潭的话，你就不用再找了……找一个比我年轻１０岁、并像我一样爱你的人吧。”

　　此后，他们的联系戛然而止。

　　罗爱莎的战术显然是正确的。爱因斯坦，这个令全球起码十分之一女人朝思暮想的男人，居然从结婚之后就没离开过她。当然，没离开并不等于言听计从。罗爱莎对健康生活方式的热爱就很令爱因斯坦烦躁。他曾在信中说：“你竟然胆敢来信对我进行医学说教？还像个一贯正确的医生样神气十足地命令我雨天游泳，晴天跑步？……我已下定决心，假设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要尽量少用医疗手段。在此之前我将服从我罪恶之心的愿望任意行动。我的日常生活是：吸烟像烟囱，工作像骡马，饮食无所顾忌不加选择，至于散步，只有真正有愉快的同伴才愿意进行，这样一来就很少散步了。不幸的是睡眠也无规律，如此等等。”

　　令人对健康生活方式丧失信心的是，生活方式十分健康而且比爱因斯坦年轻三岁的罗爱莎，最后却比爱因斯坦早死了２１年。

　　爱因斯坦对穷人、弱者和被压迫阶级表现出来的人文关怀，不仅长久感动着整个世界，而且远超一般科学家所为。但他作为丈夫和父亲，好像连我都比不上。他有两个私生女，第一个系与马蜜娃婚前所生，后来据说被送回塞尔维亚，而且就此不知所终。爱因斯坦在名满全球、叱咤风云的三十多年之间，从未做过任何努力去寻找她的下落。第二个私生女是爱因斯坦１９３３年正式移民美国之后与一名纽约舞女所生（彼时罗爱莎还健在），名叫伊夫琳。对她爱因斯坦也是不闻不问，最后大儿子汉斯不得不暗中接管了这个同父异母妹妹的抚养责任。据说直到伊夫琳成人，汉斯也没告诉她，爱因斯坦是她爹。

　　爱因斯坦的小儿子最后殁于苏黎士一家精神病院。

　　纵观爱因斯坦一生，他只对一个女人自始至终充满温情。这就是２００４年新鲜出炉的“爱因斯坦的女人”——范图娃。

　　２００４年２月，在翻找如山资料时，普林斯顿大学工作人员非常偶然地在大学图书馆里发现了约翰娜·范图娃（Ｊｏｈａｎｎａ Ｆａｎｔｏｖａ）的个人档案，包括她本人在五十年代亲笔用德语写就的６２页日记。在范图娃去世之后２３年，《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杂志发表了这部日记。

　　这是全世界第一次惊艳爱因斯坦最后的爱情。

　　这个比爱因斯坦小２２岁的美人儿来自布拉格——全球第一个聘请爱因斯坦为讲席教授的美丽城市。这对年龄相差悬殊的老相识第一次见面在１９２９年的柏林。１９３９年，范图娃只身移民美国，在爱因斯坦的支持下考入北卡罗莱纳大学图书管理学院，后来又在他帮助下任职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

　　这部开始于１９５２年的日记给世界留下了爱因斯坦最后两年生命的绝对隐私。日记说，世界各地有无数素不相识的人给爱因斯坦写信，而爱因斯坦经常亲笔回信。有个母亲写信向爱因斯坦索取七个签名，理由是她想给自己的七个孩子留下绝无仅有的个性化珍藏，爱因斯坦不仅回信，而且真的给她寄了七个亲笔签名。

　　像所有的老男少女一样，爱因斯坦对范图娃溺爱十足。梁实秋娶韩菁菁时被广大忠实读者骂得狗血喷头，他只好为自己辩护说“老房子失火更难救”。爱因斯坦显然也是老房子。他不仅给范图娃写下缠绵悱恻的情书，而且经常给她打电话，一起泛舟大湖，出席音乐会，给她画漫画头像，甚至允许范图娃在太岁头上动土，剪他那乱蓬蓬的长发。

　　爱因斯坦从未对一个女人如此温柔。

　　他直到死后还在为她操心：他在逝世前将“统一场”理论演算草稿密赠范图娃，以备不时之需。他从未送过第二个女人如此珍贵的礼物。爱因斯坦逝世后，范图娃将它卖了八千美元。都说美女是因为愚蠢而可爱，范图娃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明：这草稿卖八十万美元还差不多！２００４年，爱因斯坦“奇迹年”第四篇论文“论运动物体的电动力学”的手稿（２０页）在柏林举行的拍卖会上以一千六百欧元起拍，价格一路飙升，最后被一位隐名买家以十万欧元购得。同场拍卖的一份列宁手稿只卖了九千欧元。这并不是爱因斯坦最贵的手迹。１９９６年，爱因斯坦当年写下人类历史上最著名公式的那张纸被估价四百万欧元。

　　范图娃虽然是个糟糕的卖家，却为我们留下了精彩的爱因斯坦。她的日记是一座丰富的金矿，随处可见爱因斯坦思想的光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爱因斯坦对她说：“物理学家们说我是数学家，而数学家们又说我是物理学家。在科学界我没有同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认识我，可我却依然如此孤独。几乎没有人真正了解我。”

　　天才总是孤独的，总是被误解的。从黑塞的“人人彼此绝消息”到歌德的“没有人懂得我的语言”，在在都是明证。

　　１９１４年６月２日，爱因斯坦在普鲁士科学院发表院士就任演说，话音未落，８月１日一战爆发。世界大战让爱因斯坦走出象牙塔。他加入反战联盟“新祖国”。德皇御医尼可莱因为看到太多的死亡而憎恨战争，他说：“我现在可认识战争了。我现在知道这些过去的恶魔对我们这些新时代的人拥有怎样可怕的威权了。现在我憎恨战争——至少憎恨二十世纪的战争！”他起草了“欧洲人宣言”（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ａｎ ｄｉｅ Ｅｕｒｏｐａｅｅｒ）。爱因斯坦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作为极少数几个德国反战科学家之一，爱因斯坦遭到广大德国科学家充满爱国热情的疯狂围攻。他自己对此的描述是：“今天在德国，我被称为德国科学家，在英国我被看成犹太人。如果我的科学理论被推翻，情况定会改变：我在德国将被视为犹太人，而在英国被称为德国科学家。”

　　去互联网上查一下，这几句话在无数的网页上被归为“爱因斯坦的幽默”。

　　可是，他说的不是幽默。他说的是实话。

　　１９２９年爱因斯坦五十大寿，柏林全城出动为其祝寿，来自全世界的礼物据说装了整整一火车皮。

　　爱因斯坦没参加大会。他缩头躲回位于波茨坦附近的卡普特（Ｃａｐｕｔｈ）的度假木屋。

　　这木屋再次证明爱因斯坦“亦非大贤”。

　　因为电话。

　　爱因斯坦修这个木屋是为了躲清静，所以没装电话。

　　可问题跟着就来了：总得让密友和急事（他还当着威廉皇帝研究院院长呢）找得到他。经严密科学论证，爱因斯坦想出个好办法：有急事找他时，先打电话给他的邻居陶匠沃尔夫（Ｗｏｌｆｆ）。沃尔夫再叫他接电话。

　　刚开始沃尔夫就是放开破锣嗓子喊。可两家距离较远，这么喊不仅费力，也实在有污芳邻清听。后来罗爱莎给了沃尔夫一个小鼓，让他击鼓为号。问题又来了：爱因斯坦怎么知道哪个电话是找他的呢？

　　经长期革命实践，两家人终于建立了一整套密码体系：爱因斯坦家每个人都有相应暗号，比如“长而高的一声”就是“爱因斯坦本人接电话”，如果是短促有力的密集鼓声，就是“女仆来就够了”。

　　很多德国名人都来过卡普特，包括鲁迅十分欣赏的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著名作家亨利希·曼、作家安娜·西格斯和普朗克等等。

　　从１９１９年开始，世界科学家便分为两种：相对论的赞成者，与反对者。后者主要来自德国物理学界。从１９２０年开始，德国物理学界便开始了对相对论的非常不友善、经常有脱离物理学意义的攻击。１９０５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伦纳德，物理学家斯塔克、格尔克和生物化学家威兰德这些德国科学权威心照不宣地组成神圣同盟攻击相对论。他们始终无法证明相对论不成立，后来索性也不费这个劲儿了，干脆直接从政治下手，将相对论称为“犹太物理学”、“布尔什维克物理学”，并向政府呼吁建立“德意志物理学”。他们对爱因斯坦的批判，充满人身攻击。

　　这些科学家让我开始怀疑千古名言“科学是没有国界的”。

　　科学当然没有国界。但作为科学研究承载者的科学家，显然是有国界的。

　　而且泾渭分明。

　　我在查阅资料时见到一封伦纳德邀请爱因斯坦去演讲的信，写于爱因斯坦成名早期，其用词之谦恭、礼貌之周到，让我认为它出自另一个伦纳德之手。等我终于弄清这是同一个伦纳德时，我对诺贝尔奖残留的最后一点尊敬荡然无存。

　　理论上说，获得诺奖的科学家都是地球上的顶级科学家。

　　顶级科学家是这样的么？

　　在伦纳德们的号召之下，德国质疑相对论的声浪渐高。１９２０年８月２４日，爱因斯坦参加了在柏林爱乐乐团举行的反相对论大会，三天之后，他在《柏林日报》言词尖刻地批评了这个大会，深刻开罪于伦纳德们。一个月后，在巴德瑙海姆自然科学大会上，爱因斯坦舌战群儒，再次与伦纳德麾下的德国物理学界激烈交锋，导致大会不欢而散。１９３０年，德国甚至专门出版了批判相对论的书《一百位教授证明爱因斯坦错了》。爱因斯坦闻讯后的反应是：“一百位？要这么多干吗？只要能证明我错了，一位就够了。”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在四面楚歌当中，罗马教廷伸出了温暖的巨掌。

　　牛顿的理论被相对论打倒，教廷神清气爽。广义相对论衍生出宇宙有限的假说，更令教廷喜出望外。宇宙有限，那宇宙之外不就是天堂么？所以，在爱因斯坦某次访问英国的宴会上，正好坐在他旁边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毕恭毕敬地向爱因斯坦请教：“教授，听说您的理论似乎提供了宗教界的某种证据？”千夫所指、急需同盟者的爱因斯坦微笑着拒绝了天主教热情洋溢的巨掌：“对不起，相对论纯粹是科学问题，与宗教毫不相干。”

　　爱因斯坦不相信“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他知道，那样他会得到一个强大的盟友，却会就此输掉自己。

　　丘吉尔说过，为了打败希特勒，他可以跟魔鬼结盟。

　　爱因斯坦宁愿输掉这场战争，也不愿与教廷结盟。

　　一战战败，德国人民总结战败教训时剑指三大“卖国贼”：和平主义者、知识分子、犹太人。

　　爱因斯坦身兼三贼，罪不可倌。

　　而且他丝毫不讳言这一点，虽然他明知这给伦纳德们提供了最有力的弹药。

　　１９３２年８月底，爱因斯坦在卡普特木屋写下了“我的信仰声明”，并在９月初应“德意志人权联盟”之邀将这个谈话录制成唱片向全国播放。

　　这是一篇掷地有声的历史雄文，值得全世界每一个认为自己是“知识分子”的帅哥美女念之诵之，拜之勉之。《当代》篇幅金贵，仅摘译如下：

　　……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情况很奇怪。我们每个人都是非自愿地、不请自来地到此作短暂停留，却不知道为什么和应当做些什么。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只感到人是因为他所爱的人的意愿而生的……我的生命完全建筑在与我同样的人的劳作之上，而我欠他们如此之多，令我的生命永不能得到完全解脱……我不相信意志的自由。叔本华的话‘人当然可以做他想做的任何事，但他不能向往他愿意向往之物’伴随我生命的起起伏伏，并让我原谅人们的一切行为，虽然他们的某些行为伤我至深……我从不追求舒适和奢侈的生活，说起来我还有点蔑视这东西。我对社会正义的激情常常让我得罪人，而且我同样坚决反对任何不必要的束缚和人身依附（ｍｅｉｎｅ Ａｂｎｅｉｇｕｎｇ ｇｅｇｅｎ ｊｅｄｅ Ｂｉｎｄｕｎｇ ｕｎｄ Ａｂｈａｅｎｇｉｇｋｅｉｔ）……我从来都重视作为个体的人并极端仇恨暴力和党同伐异。综上所述，我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和平主义者和反军国主义者，拒绝任何种族主义，尽管它总是把自己打扮成爱国主义。

　　……我向来认为社会地位和财富带来的特权是不公平的且败坏道德，过分夸张的个人崇拜同样如此。……我认同民主的理想，虽然我深知民主国家的痼疾……国家这个共同体的重要目标就是社会正义和保护个人经济……人类最美丽和最深刻的生命体验莫过于对神秘事物的感知，这也是宗教和所有艺术与科学更深探索的基础。没有体验过这些的人，虽然不能说就是个死人，但我觉得他至少是盲人……所谓宗教虔诚，就是感觉到在我们生命体验的背后隐藏着我们精神无法达到的东西，其美丽和崇高我们只能凭借微弱的反光间接窥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的信仰是宗教性的。仅仅充满惊奇地预感到这些神秘的存在，并谦恭地在精神上隐隐约约地尝试着去描绘存在的崇高造物，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如果把爱因斯坦的一生看作一列火车，则无论风霜雪雨，无论酷暑严冬，它从未偏离这份声明描绘的轨道。

　　然而，绝世雄文打不倒伦纳德。读一下世界史，暴虐者当权简直还要说是正常现象。伦纳德照样春风得意，因为，那个曾经立志要当伟大艺术家的奥地利青年希特勒，已于１９３３年１月３０日当选为德国总理。

　　“反犹”，是他的主要政纲。

　　爱因斯坦拒绝低头。他依旧强项向苍天。１９３２年开始，经民族联盟牵线，爱因斯坦与另一个犹太人弗洛伊德通信讨论人类为什么要进行战争。１９３３年，他将他们的通信结集发表，再次为伦纳德提供了“铁证”。

　　天地之大，已无地可供爱因斯坦安放书桌。

　　他于１９３２年１２月携罗爱莎离开卡普特赴美讲学。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爱因斯坦此行是为了“增进美——德友谊”，并由美方全额资助。爱因斯坦本来计划１９３３年３月返回柏林，可来自德国的阴风让他在美国度过了他生命中最为寒冷的一个冬天。纳粹上台执政之后三天，爱因斯坦柏林寓所前的大街上就贴出匿名信，悬赏五万帝国马克要爱因斯坦项上人头。

　　纳粹横流，方现出爱因斯坦本色。

　　１９３３年３月１０日，爱因斯坦在自美返欧的海船上发信宣布退出普鲁士科学院，并誓言永不踏上德国土地。他在返欧前对美国记者说的原话是：“只要我还可以选择，我将只在具有政治自由、宽容和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国家停留……德国目前不具备这些条件！在那里，特别是那些以促进国际相互理解为事业的人正惨遭迫害。”

　　爱因斯坦的这些话，与为证明闪电并非上帝发怒而不惜以身试雷的富兰克林相得益彰。富兰克林说：“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这个富兰克林参与起草了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文件——《独立宣言》。

　　３月２８日，爱因斯坦书面宣布退出普鲁士科学院、与一切德国机构断绝联系、奉还德国国籍。此后他携妻周游比利时、瑞士和英国。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聘他为终身教授的那封信找到他时，他正在英国。

　　终于把科学和人格上都位于他们头顶三千英尺之上的爱因斯坦赶出了欧洲，伦纳德却并未停止攻击。这已不再是私仇，而是公事了：这攻击已经成为纳粹德国披着科学外衣的政治动员令。１９３３年５月，伦纳德在《人民观察员》报上发表文章说：“犹太圈子对自然科学学习产生危险影响的最重要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先生拙劣地生拉活拽数学而提出的理论，其基础完全是科学传说，再撒上些随心所欲的补充。这个理论正在一块儿接一块儿地坍塌，就像所有那些脱离了自然的理论一样。相对论能在德国扎根，都要归功于那些光顾着完成自己任务的科学家们的助纣为虐。他们没看见，或者不愿看见，把这个犹太人看作一个优良的德国人是多么大的一个错误！”

　　谁说科学没有国界？

　　谁？！

　　我第一次看见这段话时，都不敢相信这是一位科学家写下的。历史证明，伦纳德对纳粹理论根本谈不上什么坚定的信念。他纯粹是争夺科学权威地位之欲火焚身，才写出了这样来自地狱的文字。他配不上“科学家”这个名头！把它与“我的信仰声明”相比较，你能相信它们同样出自诺贝尔获奖者之手吗？

　　爱因斯坦如此优秀。有他在，“犹太人是劣等种族”的说法何以成立？更要命的是，他坚定反战、反暴政、和平主义、民主政治、个人自由的主张没一个合纳粹的胃口。爱因斯坦已经不再仅是一位科学家，他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

　　纳粹榻旁，岂容爱因斯坦酣睡？

　　希特勒在伦纳德帮凶之下赶走爱因斯坦，不仅导致他输掉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因此而首先拥有原子弹），而且德国也从此失去了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它在半个世纪后还不得不与瑞士、以色列和美国争夺纪念这个伟人的权利。

　　爱因斯坦进入美国，无论是从科学史发展的走向还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来看，都是美国的一大胜利。研究一下美国历史就会发现，其实美国真没什么了不起。美国唯一了不起的，就是让全世界的精英都想去美国。

　　变成美国人，是很多人终生追求的结果。

　　还有更多的人，终生追求都没有得到这个结果。

　　携物理学杰迪大师光环，爱因斯坦变成美国人易如反掌。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１７日，爱因斯坦携罗爱莎、秘书杜达斯和助理迈耶尔从纽约入境美国，并立刻乘车前往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华盛顿总统任期届满之后向他的军队发表临别演说的地方，进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他生命中最后、也是最大的驿站。

　　爱因斯坦与高研院院长弗莱克斯纳商量薪金的过程，堪称人类合同史上后无来者的绝响：作为精通数学的物理学家，他居然连账都不会算。

　　应聘时，弗莱克斯纳请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学家随便提要求。爱因斯坦嗫嚅半晌张了一次嘴：给迈耶尔安排个工作。弗莱克斯纳一口答应。然后，爱因斯坦的嘴就不动了——他没要求了！弗莱克斯纳只好递给爱因斯坦一张空白支票，请他自填年薪。

　　爱因斯坦当场仔细计算他的日常生活所需，再在纸上把德国马克兑换成美元，最后郑重地在支票上填下——三千美元！

　　陪同爱大师前来的莱德斯多夫花了至少一个钟头给这位科学巨匠解释德美两国在日常生活和物价方面的不同之处。爱因斯坦在谈话全程中一直不停地点头和发音表示同意，却根本没有被说服。

　　最后，曾参加过“奥林匹亚科学院”讨论的老朋友弗莱克斯纳只好在与罗爱莎商量之后强行确定他的年薪：一万七千美元。

　　超过爱因斯坦要价六倍！

　　这笔丰厚的年薪当场招致爱因斯坦强烈抗议：他想不通为什么自己非得在一年之内花这么多钱！弗莱克斯纳与爱因斯坦之间关于减薪的谈判进行得比中国的ＷＴＯ谈判都艰苦，经过长时间唇枪舌剑，最后双方各退一步：一万六千美元。

　　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当时美国人平均年薪是一千五百美元。

　　正因为有了弗莱克斯纳，普林斯顿才能画它自己最新最美的图画。一万六千美元，当然配得上爱因斯坦，却更配得上普林斯顿誓言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研究机构的雄心。随着科学教皇的入驻，普林斯顿一跃超过剑桥和哥亭根，成为新的世界科学中心。弗莱克斯纳这笔钱花得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在２００２年全美大学排行榜上，普林斯顿独占鳌头，哈佛与耶鲁均瞠乎其后。

　　咱们这边，仅蔡元培延聘号称“大中华最后一条辫子”的辜鸿铭略可比较。依在下愚见，这才是最正宗的“北大精神”。

　　精通数学的爱因斯坦连薪水都不会算。很多文章作者将其归结于爱因斯坦的伟大。其实不然。爱因斯坦不是做秀。他太伟大了，根本用不着做秀。

　　爱因斯坦远非圣人，他的缺点闭着眼睛都能抓上一把。而且，他一辈子深恐世界把他看成圣人。他终生不遗余力地反复向世界说自己并非圣人。

　　可我们实在太热爱他了。正因为热爱，我们才会如此真心诚意地为贤者讳，才会不由自主地在叙述爱因斯坦传说时加上我们想象的神奇，才会孜孜不倦地把爱因斯坦的鸡眼和平庸铺陈为伟大的幽默。

　　我们这么做确实并非出于恶意。

　　然而我们确实伤害了爱因斯坦，同纳头便拜的误解。

　　弗莱克斯纳的一万六千美元年薪，买来普林斯顿几千居民天天都能见到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住在梅塞街１１２号，离办公室两公里。爱因斯坦踏遍世界人未老，却始终拒绝学开车。他总是每天来回步行四公里上下班，无论晴雨随身带伞，边走边用伞在人行道旁的围墙铁栅栏上“嗒—嗒—嗒”地一格一格划过，同时两眼无神，灵魂出窍。但是，如果错过了一格，他立刻就来神了——他一定要走回去再划一遍。

　　有个刚放学的小姑娘看到蓬头垢面的爱因斯坦这些奇异举动，回家后当做八卦讲给正在吃饭的父亲听。这父亲立刻放下刀叉，神色庄重地说：“我的孩子，记住这一天吧，今天你见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爱因斯坦的很多趣事都发生在普林斯顿，例如他拿比利时王后御笔题诗的背面打草稿；穿着短裤拖鞋出席盛大宴会；出门后忘了自己的家在哪里，居然打电话给弗莱克斯纳的秘书问自己住在哪条街；帮一个小姑娘算几何题换她的小甜饼吃，等等。

　　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德国进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拉开帷幕。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生了爱因斯坦与原子弹之间的风流韵事。

　　看官须知，相对论虽然是原子弹理论的奠基石，但威廉·孔拉德·伦琴和玛丽·居里、弗里德里克·若里奥·居里夫妇才是原子弹理论的先驱。相对论最广为人知的功绩，是发现质量和能量可以互换。这其实并非相对论的核心要义。然而，鲁迅说过，杀人最多的统治者给人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理论亦然。质能互换理论，无疑是史上杀人之冠，所以大家经常误以为原子弹就是相对论。质能互换理论的浓缩版就是那个人类有史以来最为著名的公式：

　　Ｅ＝ＭＣ２

　　１９３９年夏，二战阴云压城欲摧，匈牙利科学家西拉德向美国政府提议抢先研制核弹，可尸位素餐的政府官员却将此视为天方夜谭，置之不理。西拉德不得其门而入，只好辗转找到爱因斯坦，说服他致信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核裂变的威力。１９３９年８月２日，爱因斯坦给罗斯福写下了这封影响世界历史进程和人类未来道德秩序的著名信件：“……这种新物理现象的发现也能用于制造炸弹。虽然还没有十足的把握，但可以想象，有可能根据这个理论制造出一种威力巨大的新式炸弹，仅需一枚，用船运载到港口爆炸，就可以完全摧毁整个港口连同它周围的部分地区……”此信落款为“您忠实的朋友，阿尔伯特·爱因斯坦”。

　　美国总统罗斯福是有名的“爱饭”（爱因斯坦ｆａｎｓ）。他于１０月接见了爱因斯坦。后者像辅导中学生作物理题那样向世界上权力最大的政治家讲解了核裂变。

　　罗斯福的行动十分迅速。爱因斯坦背影还未消失，他已决定马上制造原子弹：一定要赶在希特勒之前！另一个被希特勒赶到美国的犹太人、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奥本海默被钦定为项目负责人。

　　奥大师就此荣任人类“原子弹之父”。

　　１９４１年１１月，美国军方向联邦调查局（ＦＢＩ）递交了一份准备参与曼哈顿工程的科学家名单，爱因斯坦榜上有名。可他最后却被刷了下来。原来爱因斯坦的反战和思想左倾早已隔着窗户吹喇叭——名声在外，所以被ＦＢＩ局长胡佛一票否决。他亲笔在文件上批到：“基于这种背景，此人在短时间内摇身变为忠诚的美国公民，看来是不可能的。”

　　在胡佛授意下，ＦＢＩ不仅力阻爱因斯坦加入曼哈顿工程，而且从这个时候开始监视爱因斯坦的邮件和电话，甚至分析他家的垃圾，直到他１９５５年去世为止。

　　胡佛虽然声名狼藉，但从美国特务头子这个职位来说，我们还得承认他相当敬业。在胡佛执掌ＦＢＩ的４８年里，美国换了８位总统，１６位总检察官，但胡佛却稳坐钓鱼台，始终是ＦＢＩ局长，可见伟大的美国人民对他的认可，虽然几乎没有一个美国政治家喜欢他。

　　胡佛对爱因斯坦的关心变成了ＦＢＩ的传统，一直持续到他死后。就是作为监视对象，爱因斯坦也无与伦比，他是唯一一位在联邦调查局资料库中占有一千四百页材料的物理学家。

　　历史证明，胡佛的鼻子跟狗确实有些亲戚关系。因为当时在爱因斯坦身边，还真有一个原子弹带来的美女间谍。

　　该美女名唤玛加丽塔，苏联著名雕塑家科涅库夫的妻子，１９２４年随丈夫赴美，以举办艺术展为生，在美国一住就是２０多年，其间被苏联女间谍扎鲁比娜招募为间谍，专事收集高科技情报。１９３５年她与爱因斯坦初次相识时３９岁，爱因斯坦５６岁。同年６月，普林斯顿高研院邀请科涅库夫为爱因斯坦制作雕像，上司立刻命令她抓住机会靠拢爱因斯坦。她和丈夫一起来到爱因斯坦身边，并显然很快就成为爱因斯坦“不能解雇的雇员”。

　　玛加丽塔向爱因斯坦摊牌，是在１９４５年８月。那是他们最后一次结伴前去萨拉纳克莱克休假。她在莫斯科的授意之下向爱因斯坦和盘托出，而爱因斯坦也显然尽力满足了她的好奇心。

　　玛加丽塔去世后，她的后人整理遗物时发现了９封用德语书写的情书，作者正是爱因斯坦！这些信件证明，爱因斯坦完全知道她是苏联间谍。在他看来，原子弹这样的恐怖武器，根本就不应当开发，而如果开发出来又被掌握在一个国家手中，哪怕是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也不啻是世界末日的前兆。所以，他向玛加丽塔提供原子弹情报完全是自愿的，跟美人计无关。就像约里奥·居里当年向钱三强透露这个秘密一样，谈不上中计。

　　不过，美人他似乎确实是笑纳了。

　　仅凭爱因斯坦，苏联人对原子弹仍只能雾里看花，因为他实际上被胡佛关在绝密情报大门之外。可是，大门之内被严密监控的千余名曼哈顿工程参与者中，竟有英国科学家福克斯等几十名共产主义同情者。他们冒着人头落地的风险向“格别乌”和红军情报总局提供原子弹的详细情报，却拒绝收取任何报酬！

　　只能认为这些科学家信仰世界和平。

　　１９４５年７月，美国试爆原子弹成功两天后，刚接任总统的杜鲁门便在波茨坦会议上向斯大林大吹大擂。身材矮小的斯大林置若罔闻，无动于衷。吸着粗大雪茄的丘吉尔因此鄙视地认为这个土包子根本没听懂。其实，斯大林这个土包子知道曼哈顿工程的时间甚至早于杜鲁门（罗斯福禁止军方通知副总统），苏联的同类研究早于１９４３年展开，人类核竞赛那时已经拉开帷幕两年之久。

　　１９４５年春，美军进占德国西部，发现纳粹的核研究只限于实验室阶段，并无核武计划。爱因斯坦得知后，马上向白宫提出不要使用核武器，美国七位著名科学家联名向政府递交请愿书，指出使用核弹会带来严重的道德问题、开创毁灭性攻击的先例并引发核竞赛。何况日本败降在即，战略上原子弹确无用武之地。

　　按照历史规律，杀人武器制造完毕，科学家会得到一秒钟万众喝彩的盛装光荣。然而，这一秒钟之后，他们便立刻无足轻重。五年之后，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凭一己之力掀起“麦卡锡反共大清洗”，全国２５０万公务员被逐一审查，两位国务卿马歇尔和艾奇逊先后被迫辞职，１４００多名政府官员被指“亲共”而遭清洗，８０００多人被认定“危害国家安全”——为美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赫然名列其中。当此凄风苦雨时节，全美国只有一个全盘否定原子弹的爱因斯坦挺身而出为奥本海默辩护。

　　以“无国界”自诩的科学家，只不过是穿着燕尾服的国家机器。国家机器的主人从来都是政治家。只有政治家才能决定是否杀人，和杀多少人。

　　在绝大部分政治家看来，这才是权力中最令他们心醉神迷的Ｇ点。

　　１９４５年７月，人类第一颗原子弹在美国试爆成功。紧接着，发动了征服亚洲残酷战争的狂妄的日本人遭到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报复：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空军秀出了它们当时仅有的十分原始的两颗原子弹，将“男孩”送给了广岛，将“胖子”送给了长崎。

　　据日本官方统计，这两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厚礼共造成逾三十万人死亡，其中约十万人当场被还原成基本粒子。这个史上最大规模屠杀人类的过程在我们后人看来惊心动魄，但对死者本身来说，其实等于安乐死：他们几乎是在一秒钟之内实至名归地“魂飞魄散”。

　　核轰炸成功的消息传来，美国广大政府官员弹冠相庆、论功行赏，而大多数参与开发的科学家们却垂头丧气、迹近罪犯。爱因斯坦就多次忏悔说：“写信给罗斯福总统是我一生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他甚至后悔当初从事物理学：“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美国大获全胜、领袖世界结束。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０日，纽约举行诺贝尔追思晚宴庆祝胜利，素不喜社交的爱因斯坦应邀参加晚宴，并即席发表著名演讲“我们赢得了战争，却并未赢得和平”（Ｔｈｅ ｗａｒ ｉｓ ｗｏｎ?熏 ｂｕｔ ｔｈｅ ｐｅａｃｅ ｉｓ ｎｏｔ），这是他对科学研究成败功过的反思，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演讲。他的这个态度，与信奉“人类从新发现中得到的好处总要比坏处多”格言的诺贝尔相比，更多地显示了科学家的良心。

　　５６年之后，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７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及其总干事巴拉迪因防止原子弹扩散获诺贝尔和平奖。

　　原子弹的使用，让爱因斯坦对人类未来充满担忧。他说过：我不知道第三次世界大战使用什么武器，但我知道第四次世界大战我们一定使用棍子。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使用棍子的可能性比以前任何一个世纪都大！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３日，爱因斯坦给其精神密友、英国哲学家罗素写信，签名支持罗素关于所有国家放弃核武器的呼吁，这就是著名的《罗素—爱因斯坦宣言》。这个宣言直接催生了“帕格沃什会议”（科学和世界事务会议），该会议于１９９５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签名之后两天，爱因斯坦被急救车送进普林斯顿医院：他那个确诊已久的动脉瘤终于破裂了。１７日，感觉稍好一点的爱因斯坦从普林斯顿医院的病榻上坐起来，开始他一生的最后一次计算。

　　他计算的是统一场理论。

　　没有爱因斯坦的物理界群龙无首，一片混乱。物理学家集体呼吁爱因斯坦重出江湖，统领天下，其情形仿佛当年万众呼唤弃物理学而就英国国会的牛顿。

　　粪土以色列总统的爱因斯坦对这些呼唤充耳不闻。他宁愿去普通的学校向不通物理的学生发表演讲，演讲题目就是统一场。三十年代初访英期间，爱因斯坦拒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跑到英格兰北部一所普通女子学校去讲解统一场，在万众聚焦，灼热得爱因斯坦鼻子几乎当场起火的目光中，他两眼冲天高谈阔论一番，留下云里雾里的听众和一黑板杂乱公式。受宠若惊的校方从此宣布该黑板退役。直到今天，这块黑板还珍藏在这所学校中，成为镇校之宝。

　　统一场研究花费了爱因斯坦三十多年的生命，却没有成功。综观人类历史，如果地球上真有一个人有能力统一引力理论和电磁力理论，此人必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对此的解释简直令人喷饭。有一次他和助手谈起统一场研究时说，这样的尝试总要有人来做，但年轻人不适合干，因为它会毫不留情地吸光研究者一生的心血，而他自己反正已经功成名就，正好有生命可以浪费。

　　此事也是“爱因斯坦幽默”的经典段子。

　　其实这是他的严肃解释。他就是这么想的。

　　１９５５年４月１７日夜，爱因斯坦将“统一场”演算草稿轻轻放在床边。

　　他累了，却并未意识到这就是他在我们这个四维时空的终点。他放下演算的纸笔，平躺到病床上。

　　几个小时以后，４月１８日凌晨１点１５分，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科学家驾鹤西行，兑现了当年对罗爱莎的旦旦信誓：“假设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要尽量少用医疗手段。”

　　按照我们这个时空的计算法，他去世时７６岁。

　　遵爱因斯坦遗嘱，他的遗体当天火化。他唯一在世的朋友格利芬回忆：“他非常谦虚，但非常坦率。他讨厌那些自命不凡的家伙，因此也反对任何以他个人做秀的举动。那年我２０岁，他７３……爱因斯坦希望一声不响地离开，他害怕他的房子或者坟墓将来成为纪念堂。为什么他会允许别人去研究他的大脑？他的三个女人（玛戈特?熏海伦和约翰娜）根据他本人要求把他的骨灰抛撒在一个秘密的地方。我觉得肯定是在研究院后面的森林里。他在休息时总去那儿散步。但具体是什么地方，谁都不知道，因为这三个女人都已经去世了。”

　　“为什么他会允许别人去研究他的大脑？”这句话，说的是爱因斯坦生平最像侦探小说的故事，就发生在他逝世之后、遗体火化之前这几个小时。

　　为爱因斯坦做尸检的是普林斯顿医院４２岁的医生哈维。他对爱因斯坦仰慕已久，认定研究他的大脑能揭开天才的秘密。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征得爱因斯坦长子汉斯的同意，他在尸检时完整地取出了爱因斯坦的大脑并悄悄带回家中，在防腐药水中浸泡之后又用树脂固化，再切成２４０多片，不仅自己研究，还提供给别人研究。４２年后，行将去世的８４岁高龄的哈维才将脑切片送还普林斯顿大学。

　　肯定是害怕大师在天堂问罪于己，在送还普林斯顿大学之前，哈维于１９９７年１０月携大脑切片做了一次横贯美国的旅行，因为爱因斯坦病中曾对哈维说过，他想做一次横贯美国东西的旅行。

　　哈维到死都不知道，他的这次旅行惊动了联邦调查局。胡佛已去世多年，可联邦调查局仍然对爱因斯坦放心不下。哈维从东到西走了４０００公里，联邦调查局就跟了他４０００公里。

　　然而，哈维的研究令所有人大失所望：爱因斯坦的大脑，从表面皮层的面积、结构和脑重量来看，和普通人毫无二致。他的脑重只有１２３０克，甚至还略低于成年男性的平均值——也就是说，比我的脑重都低，远落后于俄国著名作家屠格涅夫。后者的大脑重为２０１２克，大大超出人类平均值。

　　爱因斯坦的脑重雄辩地证明了他的有一说一：

　　他是跟我们一样的人。

　　２００５年，爱因斯坦热再次席卷全球。这是１９０５“奇迹年”的１００周年，爱因斯坦出生１２５周年，逝世５０周年。所谓“周年”，对宇宙这个巨大的深不可测的存在，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但对于我们来说，它却有着巨大的意义。联合国第５８次会议决定２００５年为“世界物理年”，纪念对象为爱因斯坦。德国是全球最早开始纪念爱因斯坦的国家，伟大如席勒者都没争过他。在柏林德国总理府，１５个工人吊着吊绳在３６米高的北墙上工作了数天，才把那５７个一米四高的字母安好。这是爱因斯坦１９３２年在日内瓦裁军会议发言中的一句话：“国家服务于人民，而非人民服务国家。”瑞士驻德国大使馆亦不甘人后，它的墙上是爱因斯坦１９５５年说的一句话：“真正的民主并非空洞的狂想。”

　　１９９９年，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爱因斯坦为“世纪人物”，称他为“天才、政治难民、人道主义者、原子和宇宙谜的开启者”，推许他为“本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理想主义者”。

　　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８日英国最新民调显示，６４％的男性表示他们最崇拜的人是爱因斯坦。

　　只有９％的人表示崇拜贝克汉姆。

　　爱因斯坦赢得超越所有科学家的广泛而持久的爱戴，并非仅仅因为科学成就。自由主义哲学家、犹太人以赛亚·伯林有一次在演讲中说：“很少有人知道其他的天才物理学家们长得什么样。但是，所有的人都认识爱因斯坦。”

　　为什么？

　　所有的人都知道爱因斯坦，是因为他的伟大科学成就。

　　所有的人都认识爱因斯坦，却因为他是“我们的人”。虽然他站在我们所有地球人永远无法企及的高处，可他却扛住了比银河系还要沉重的压力，坚持一生拒绝变成屠戮众生的恶魔或者万众膜拜的神明。他永远是我们身边的普通一员，那个住在后院儿、出太阳也拿把雨伞、因为整天琢磨事儿而多少有点儿神叨的花发蓬飞的二大爷。对此，罗素一语中的：“爱因斯坦不仅是一个伟大的自然科学家，他还是一个伟大的人。他是一个驶向战争深渊的世界里和平的象征，他是一个病入膏肓的世界里的健康人，他是一个充满偏执狂的世界里保持了思想自由的人。”

　　我们不仅崇拜爱因斯坦。

　　我们爱他。

　　２００３年１１月?熏在德国电视二台的“德意志俊杰”评选中，当时还是副教授的我，哆嗦着手指破费欧元用手机投了爱因斯坦一票。当时人民币还没升值，一欧元等于十块二角人民币。

　　有研究民主选举的德国教授撰文说，投票给某人，表示你认同其思想。

　　教授写的文章，通常不值得深究和深信。

　　不过，我确实认同这个爱因斯坦。我的爱因斯坦。

　　我不仅认同相对论，更认同他的脑重，认同他的拙劣教授业绩，认同他的“我将服从我罪恶之心的愿望任意行动”，认同他的“工作像骡马，饮食无所顾忌不加选择，至于散步，只有真正有了愉快的同伴才愿意进行”，认同他的“假设大限一到，就是倒毙也要尽量少用医疗手段”，认同他对金钱和女人的漫不经心，认同他的泄密，认同他对自由和民主追逐一生的执着。

　　爱因斯坦在上述评选中当选第十位“德意志俊杰”。

　　他本人未必愿意接受这个奖项。

　　回国一年之后，我变成了正教授。

　　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７日第１５稿于北京卧藏居